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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七 2024-06-23 2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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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文化旅游最新信息

古代旅游的文化情结源起

1、说文解字

“旅游”二字拆开分别是一个“旅”和一个“游”，“旅”字在古时有外出寄居、寄食的意思，而“游”字以水为偏旁，取游玩、游说的灵动之意，因此“旅”和“游”的结合平衡了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是个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词。

2、从根文化说起

中国两大文化源头《诗经》和《楚辞》都有和旅游相关的表述。《邶风·柏舟》中就有：“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这里飘散着一种为愁而游的情绪，旅为船支，飘飘荡荡，以酒消愁，所以旅游并非是目的，而是为了排忧解怀，进而生出“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无限感慨，诗人因为沿途风景轮番变化，复杂的情绪能以多种方式寄存派遣。

屈原

《楚辞》中的名篇《离骚》也是如此，太史公曾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它的离无论从遭遇还是离别的意思来看，它都是贬谪后的上路，“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这里包含着屈子鸷鸟不群的固执，游无逆旅，所向远方而不止，“游”已经上升为了诗人对美好高尚人格的追求，而不止的水流最终成为了他的归宿。

这是关于“旅游”最初的目的，它落在字符篇目里，却以饱满充沛的情感打动后世，刻在根文化的骨子里一路传承。

到了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的局势下，士大夫阶层地位上升，文化地位提升并逐渐向社会多个层面渗透，关于“游”的意义有了新的拓展。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四方，考察民情风俗和历史文化，沿路记载在《论语》的语录留下了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直到现在多少人都羡慕“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出游状态，儒家文化先祖的“旅游”实际上是一种实践之旅，是真正的“绝知此事要躬行”，并非后来庙坛上的令人时时参拜的雕塑。

庄子

而百家争鸣中，老庄的“旅游”于此时恰好相反，它力求达到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这就是另一种“逍遥游”的开始。在《庄子·逍遥游》中，描述了“游”的最好精神状态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连“征一国者”、“辩乎荣辱之境”和“列子御风而行”都不能算游无穷，是一种齐物的视角，与自然万物脉络相通的精神之游。

儒道两家本是中国显性、隐性中的处事哲学存在，而关于“旅游”之“游”更是具有哲思上的深度，它来自根文化而有创新，却能自成体系，于是也双双影响了后世千年的文人旅游文化。

游学、游历和精神漫游

在根文化的开启和春秋战国文化体系的形成后，不同时代下的文人旅游都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它是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又是当时的时事政治的反映。

青山秀水

但文人旅游首先是主体文人自身的成长，然后是各式各样的旅客之思，因此可以总的概括为游学、游历和精神漫游，其中游学、游历更偏向知识经验的积累，而精神漫游是文化的结晶，即现在看到的宝贵财富，前者为后者的积淀，后者为前者的彰显。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典型的朝代看到文人旅游所蕴含的文化情结变化和发展。

1、文化逐渐成熟下的文人旅游

汉朝出现了儒家大一统局面，而文人纷纷以笔润饰鸿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包罗万象的汉赋，这一流行文体意味着背后是文人的博闻强识、眼界开阔和览物无数，这与他们宦游、游学经历息息相关。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中所陈列的物品之杂、之丰、之盛都与他起初的宦游经历分不开，正如《司马相如列传》记载道“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着《子虚》之赋。”而太史公能写出史家绝唱之《史记》，与他二十多岁时和继父任太史令后的出游经验息息相关。

司马相如

他不仅仅是一般的游学，而是带着本职调查考核的使命去游历，因此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评价，这一通过游历考察的实践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文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兴盛起来，文化的发展更加多样化。而面对的战乱纷争的生活环境，宦游的经历逐渐又转向精神漫游，比如游仙诗的盛行，如郭璞的“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就表达一种对世俗的逃遁之心，从而产生精神的漫游状态，接近老庄思想。

还有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谢灵运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大家，太白曾吟“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谢公屐就是谢灵运为登山发明的，这样的钟情山水难怪能写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妙句。从此文人旅游时的山水描绘都常忆起谢公，为书写旅途的山水题材诗文增添了更多的文人雅趣。

2、文化繁盛期的文人旅游

盛唐前后，社会风云变幻，诸多思想兼容包并，几乎能留下涵盖所有“旅游”精神的主流文化，包括了青年学游、仕途宦游、贬谪忧游和超然仙游等，文人们在旅途里或怀古或忧国、或闲适或悲己。

李白

文人们可以豪气满怀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也有“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落寞，不乏“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和“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的闲情逸致，更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和“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禅意叩问。

一代诗仙李白就留下有关蜀道、庐山瀑布、天姥山、峨眉山、敬亭山、华山、天门山、扬州、荆门、三峡、洞庭湖大大消息地方风景的名篇，很有意味的是，不是盛唐的名臣将相的李白，却是后世观盛唐气象之眼，这就少不了他以浪漫诗情去领会盛唐风光的作用。

而杜甫亦然，他的四处游历为他记录唐代从盛唐转衰的民间景观奠定了基础。后人称杜诗为“诗史”,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而是通过他的切身体验，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画面，这显然是儒家文化的继承。他一生足迹遍历大半个中国，中年以后流离于秦蜀荆湘之间，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在他的诗歌中都有生动详实的描写。

杜甫

3、旅游文化的多层次挖掘

到了宋代，水陆交通更加方便，旅游资源也更丰富。旅游途中，文人在继承和发扬前文化的基础上多了一份哲理趣味，虽没了盛唐的豪言壮语，却更加生活化、具象化了，让人品来津津有味，这也是宋代文化独具一格的表现。

陆游曾写道“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还有范仲淹，据说他也是一名旅游狂人，还是宋代旅游事业形象大使，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到踏遍祖国大大小小名山的痕迹。苏轼的旅游路线与他的贬谪经历相关，他的散文、诗篇常常反映自己的旅途，比如著名的《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还包括旅途中的风雨饥渴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和“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

苏轼最后被贬到遥远的广东都不忘以地区特色自我安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事无巨细地描绘旅途日常，其实是他对生活点点滴滴的观察与热爱，这一达观的态度正如他极为人称道的一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