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是哪里人为何《新唐书》说是邓州南阳人

若说韩愈，那可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他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产生重要影响。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说，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明朝于谦，张居正和王阳明哪个是明朝第一人

从他们三人的经历看，应当是在土木堡之变后。力挽狂澜救大厦于将倾的大明兵部侍郎于谦了，他处事不惊，纷繁中有定力，力排众议决不迁都，在孙太后支持下立朱祁镇之弟朱祁钰监国。又下令各州府镇勤王，并释放了关在牢中的大将总兵官石享，排兵布阵，临危不惧对大明王朝有再选之恩，无语伦比，与日同辉，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张居正是一位伴食宰相权臣伟才，知权谋善管理，精于治国理政，内修政治，外治吏治，其一条鞭法大气磅礴利国利民，是中兴之举类同于商君变法。打江山难，守业更难。张居正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如果上天在给他十年的天寿大明必中兴鼎盛万邦拜服。他的伟大霸气也令后世称目结舌，对万历皇帝管教太严，导致了天怒人怨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击。功在于谦之下，王阳明之上，王阳明乃一个大儒术士国士无双，天下少有，以柔克刚，仅用屈屈几千名兵丁虚张声势，不战而屈人之兵制服了宁王叛乱，无愧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仁志士。

民国时期最大的军阀是谁实力有多大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度进行军衔铨叙，在第一批授予的八名陆军一级上将中，年龄还算不老的黄埔系唯一代表何应钦，也已经年届46岁，而其他的军头们则为：桂军李宗仁45岁、晋绥军阎锡山53岁、粤军陈济棠46岁、湘军唐生智45岁、滇军朱培德48岁、西北军冯玉祥年龄最长已经54岁，而最年轻的当然是“少帅”张学良，1901年出生的他那一年虚岁才35岁！

为什么首次铨叙军衔时，只有一个黄埔系中央军的高级将领入选呢？摆明了是老蒋为了“团结”各路军阀而故意为之，其中的冯玉祥已经成为了没有兵权的光杆司令，也给了极高的名份，这就是位高而权不重。那为什么年仅35岁的张学良也位列一级上将呢？因为他不仅是东北军的统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还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已经成为老蒋一人之下其他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

电视剧《少帅》中，曾经有张学良主要幕僚王树常跟他在火车上的一段对话，言及老蒋为了拉拢张学良参加中原大战，已经开出了天价，那就是“平分天下”。所谓平分天下的意思，就是事成以后，黄河以北军政事务全部由张学良节制，按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地盘来分析，其实老蒋允诺给张学良的势力范围，甚至已经超过了他自己，更是奉系张作霖从来也没有达到的实力和高度。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在沈阳宣誓就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随即挥师入关，反蒋的冯阎联军迅速土崩瓦解，东北军仅用十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军事占领，中原大战的大局已定。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名通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绥军、西北军大部分残兵败将均被张学良收编。

也就是说，到了1930年底，张学良这个事实上的奉系军阀接班人，不仅掌握着将近40万人马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还指挥着群龙无首的西北军和晋绥军近40万人，什么宋哲元、徐永昌、傅作义都得受其节制，西北军和晋绥军缩编为什么规模的部队，各自授予什么番号，那都是张学良说了算，因为华北地区的善后和指挥之权，全部归于这个少帅之手。

比如西北军的残余主力宋哲元部，奉令接受张学良改编后，1931年初授予的番号是“陆军东北边防军第3军”（直到半年以后才改番为第29军），军部驻山西运城。西北军的部队打着“东北军”的旗号，然后还驻在晋绥军的地盘上，是不是看起来很荒谬？NO，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整个华北地区都是张学良说了算，所有华北地面上的军队也归其节制，他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1931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在北平设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以张学良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有权节制东北和华北各省一切军政事务。所以张学良当时坐镇北平，除东北四省外（注意含有热河省），另有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在其辖下，所有的行政任免均由张学良提名，经济收入理论上亦归张学良调用。

不仅如此，在华北地面上的所有杂牌军头，包括什么韩复榘、石友三、孙殿英等等混世魔王的部队，理论上也归张学良指挥，所以在1931年上半年，张学良名义上统率的各路军队总兵力已经突破100万人，这是其老爹也没有混到的高度。因此，张学良和东北军确实是中原大战的最大受益者，在这一时期，张学良也绝对是民国年间实力和势力最大的军阀，因为他的东北军系统有着相当程度的军政***性。

至于老蒋之所以把这么大的地盘和权力交付给年轻的张学良，兑现承诺只是表相，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军令政令统一”的梦想，怎么可能真的跟张学良平分天下？一方面，是蒋系60万部队在中原大战中也是元气大伤，一时无力全盘接收阎、冯留下来的大面积地域，并且由蒋军接收也容易激化矛盾。另一方面，他是希望利用张学良暂时稳住华北局面，因为他要集中兵力对闽赣苏区用兵，同时压服西南地区各路军阀。

从1930年9月到1931年9月，也是张学良一生中最风光的时期，他开始常驻北平打理几乎半个中国的军政事务，其主要部下均身居华北地区要职，也有多人进入南京政府任职，比如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等等，实力和声望均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1930年10月，老蒋专电张学良前往南京“一唔”，11月11日，张学良携夫人于风至从天津启程赴宁。

南京方面给予了张学良最高规格的礼遇，少帅的专列每到一地，都能看到大幅标语，如“劳苦功高”“和平息戈的使者”“国家统一的表率”等等。专列抵达浦口后，张学良被大批高官簇拥着，登上了早已等候多时的“盛威号”军舰，驶进南京下关港口，军舰靠岸时码头所有停泊的船舰一起拉响汽笛，狮子山炮台鸣响礼炮19响（迎接外国元首为21响），老蒋亲迎再“义结金兰”等等。这跟六年后西安事变解决时，张学良送蒋再回南京的待遇，那可真是天壤之别了。

然而张学良的权势熏天却仅仅是昙花一现，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入关拥蒋时，东北军即出动了11万最精锐的力量，而为了弹压韩复榘、石友三等杂牌军阀的不服，期间张学良不断调兵南下，致使东北军力空虚，让日本人蠢蠢欲动，为东北沦陷埋下了祸根。

更由于张学良久驻北平不归，对东北局势缺乏切实掌握，因此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完全的举止失措，而等到东北四省沦入敌手以后，张学良也从势力的顶峰瞬间跌落谷底，这是后话了。

江西恒德堂始建于什么年代

恒德堂整片宅院临水而建，地势极高，“恒德堂”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主人历代行医，把治病救人，积德行善作为终生追求，并希望一代一代能传承下去，所以将此房起名为“恒德堂”。据说“恒德堂”主人当初行医时收费非常特别，病人就医时，只须把诊金用红纸一卷往这箩筐里一扔，然后坐下让医生看病，不管你是高官、富商，还是穷苦百姓，也不管你交的诊金是多，是少。

这幢房子虽然不怎么华丽，但主人对美德的追求，却使它胜过了许多豪华的宅院。由于世代行医，为方便医患看病，房屋内部设计按四合屋的形式设计，中间的屏风门即是风水的需要（避讳、遮挡、藏风聚气）又将整个厅堂分成内外两厅，内厅看病、外厅候诊，同时屏风起到分隔空间，协调视觉的作用。

假如历史上京广铁路过江西，现在的湖南发展情况会如何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交通的变更的对一个地方的影响是很大的，京沪铁路沿线的城市淘汰了大运河沿岸，京广沿线的郑州，石家庄超过了开封等老牌城市也正是如此。而京广铁路对于湖南人来说，影响更是巨大，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超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它一举奠定了湖南经济始终压过江西一头的局面，影响直至今天!

湖南现在发展最好的就是京广线沿线,株洲更是火车拉来的城市,近代衡阳的兴起也与通往两广的两条铁路在这里交汇分不开。京广线对湖南，如当年湘江对湖南，内河航运衰落的今天，京广线对湖南内部经济也很有影响。株洲当年就一村，靠着比湘潭多条京广线就把它比下去了。郴州有了京广线，永州的湘江和湘桂线加在一起都比不上。2016年全国GDP百强城市，湖南有六座城市进入榜单，京广铁路过境的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五城全部进入!这些城市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京广铁路。如果当年粤汉铁路不过湖南，今天湖南的经济一定不怎么样，在中部就算不是垫底，也至少会是倒数第二，具体经济状况可以参考如今的贵州，在全国来说，经济总量就算不是20名开外，至少不会像如今的11名了。

96年之前江西人哪怕是南昌九江都还要转道湖南才能北上进京和南下广州，火车先向西开再北上或南下很有说不出来的味道，而别的地方除了一条浙赣线连铁路都没有，这都是20世纪末了，真是说不出来的味道。如果当初京广线走江西，尝到交通不便滋味的恐怕就是湖南了。

附后：京广铁路走向争议始末

近代中国南北向最重要的一条铁路动脉：京广线（北京——广州）于1897年4月动工，时值清末，甲午中日战败，维新派大力发展实业，铁路成为头等大事，京广线实为中国之命脉，京广线的修建走向成为各省争锋的焦点，当然，争议最大的是经湖南还是江西进入广东。

京广线最终取道湖南，与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湖南人谭嗣同等一批名士和湖南籍的封疆大吏游说有关。清政府正筹备修筑京广铁路时，谭嗣同极力反对京广铁路武汉至广东段经过江西，他在《论湘鄂铁路之益》一文中写道：“今筑芦铁路，所以拱卫神京绾报毂诸夏，名北干路。资筑汉鄂铁路，名南干路。而南干路连粤，取径有二：一道江西，一道湖南。道江西，有不利者六；道湖南，则利者九，而利湖南者十。道江西，必经大庚之险，则阻而劳。即使渡江，而后能绕避鄱阳，而章、贡二水在屡经，则梁而费。江西习俗守旧，愚如土番，上无开民智之长官，下无通民情之学会，一见俗人妇孺意计中所不能有之雄固霸业，势必群然奔骇，不恤***力相泪挠，则扰而则败。且江西僻在偶，四邻皆要地，而已独中立于闻散，而不能握天下之枢，其不足轻重，久为古来英雄所不屑争，敷数千里之铁轨于非所必用之地，其议何职，则冷而谈。吾知洞幽辨微之士，必日日思得此咱之经湖而不可必得。今何幸官绅合志以上请，介天予亦逆民隐而概丞沛以殊思，特见南干路不道江西而道湖南。”

谭嗣同在文章中指出，这次要修建的京广铁路，可以选择经过江西或者湖南，经过江西有六大坏处，譬如：江西自然环境恶劣（道江西，必经大庚之险，则阻而劳。即使渡江，而后能绕避鄱阳，而章、贡二水在屡经，则梁而费），官民愚昧无知（江西习俗守旧，愚如土番，上无开民智之长官，下无通民情之学会）等等，同时还列举经过湖南的几大宜处。虽然不能简单地说这便是迫使京广铁路改道的直接原因，但却足见“朝中有人”的优势。

晚清之际，正逢中国由旧改新的千古大变革，湖南人发挥“蛮子”精神，由湘军起家，在晚清、民国的政府及民间、军界势力冠绝一时，更重要的是，伴随湖南铁路的发展，湖南人开拓创新，无论是清末的维新派、革命派，及后来的工党革命，湖南人思想进步，敢闯敢拼，多占据领袖地位。而江西从太平天国时期起，就是守旧落后的庄稼人，加上官贪民刁，就变成革命的战场，当兵可以，为将已难，遑论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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