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草原文化旅游产业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林业和草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林业和草原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林业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拟订林业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政策、规划、标准并监督实施，起草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并统一发布有关信息。承担林业和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工作。

（二）组织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导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培育，指导、监督全民义务植树、城乡绿化工作。指导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承担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工作。

（三）负责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编制森林采伐限额，经国家批准后监督执行。负责林地管理，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国有林区的国有森林资源。负责国家级公益林审核、报批，组织实施省级公益林划定，指导公益林管理工作。负责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和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监督管理草原的开发利用。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拟订湿地保护规划和有关标准规范，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用。

（四）负责监督管理荒漠化防治工作。组织开展荒漠调查，组织拟订防沙治沙、石漠化防治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规划，拟订云南省标准和规定，监督管理石漠化、沙化土地的开发利用。

（五）负责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以及陆生野生动物栖息地调查、管理。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拟订及调整云南省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植物名录，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监督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集、驯养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按分工监督管理野生动植物进出口。

（六）负责监督管理各类自然保护地。拟订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和有关标准。组织开展国家公园的划定、建设、管理和监督工作。提出新建、调整各类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地的审核建议并按程序报批。拟订风景名胜区的发展规划、政策，报经批准后指导实施。负责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等的审核报批和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审核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申报。负责森林旅游发展的规划、指导、管理和监督。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工作。

（七）负责推进林业和草原改革和产业发展相关工作。拟订集体林权制度、国有林区、国有林场、草原等重大改革意见并监督实施。拟订林业和草原发展、维护林业和草原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指导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工作。指导监督林下经济发展。开展退耕（牧）还林还草，负责天然林保护工作。

（八）拟订林业和草原资源优化配置及木材利用政策，拟订相关林业和草原产业云南省标准并监督实施，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指导生态扶贫有关工作。

（九）指导国有林场基本建设和发展，组织林木种子、草种种质资源普查，组织建立种质资源库，负责良种选育推广，管理林木种苗、草种生产经营行为，监管林木种苗、草种质量。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生物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安全、植物新品种保护。指导和监督生态定位站和生态体系建设。

（十）指导云南省自然资源公安工作，监督管理自然资源公安队伍，指导相关重大违法案件的查处，负责有关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工作，指导林区社会治安治理工作。

（十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有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集体）林场林区和草原开展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负责林业和草原灾害统计评估及恢复重建工作。

（十二）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资金和国有资产，提出林业和草原预算内投资、国家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按省政府规定的权限，审批、核准规划内和年度计划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参与拟订林业和草原经济调节政策，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生态补偿工作。负责林业和草原经济运行分析。

（十三）负责林业和草原科技、教育、宣传和外事工作，指导林业和草原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对外交流与合作事务，承担湿地、防治荒漠化、濒危野生动植物等国际公约履约工作。

（十四）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 草原旅游业发展现状

截至2024年末内蒙古自治区常住人口是2539.6万人。由于地域辽阔、狭长，生活在不同地区的蒙古族，其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尤其自清末开垦以来，蒙古族聚居区已形成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三种不同生产经营区域。蓝天白云下的内蒙古大草原是个极富魅力的地方，是国内外人士理想的旅游观光胜地。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来内蒙古草原上旅游观光的中外游客与日俱增。

3. 草原文化的发展

内蒙古文化是由蒙古民族创造的一种游牧文化。从13世纪开始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再度统一草原部落，建立了疆域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用国家形式重新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从而把部落与民族文化全面提高达到封建国家水准的“文明的进步状态”。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在历史的进程中元朝虽然消亡，但是从此形成的蒙古族却成为草原的主体民族，成为文化的承载者。内蒙古文化区域主要指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西部的大兴安岭地区。

4. 草原文化旅游有哪些优势

1.重精品：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推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统筹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科学布局近远海养殖和远洋渔业，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

2.重生态：注重乡村生态优势转化

加快发展森林草原旅游、河湖湿地观光、冰雪海上运动、野生动物驯养观赏等产业，积极开发观光农业、游憩休闲、健康养生、生态教育等服务。创建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镇和精品线路，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

3.重产业：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在乡村旅游方面重点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

4.重传承：推进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适度利用，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

5.重扶贫：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既不降低扶贫标准，也不吊高胃口，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细的工作，坚决打好精准脱贫这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6.重监管：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

对利用闲置农房发展民宿、养老等项目，研究出台消防、特种行业经营等领域便利市场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管理办法。

5. 草原生态文化

通过分析知道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措施在尊重草原生态规律的前提下，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牧草和其他生物，适度放牧．

A、开垦草原变为粮田，是毁林开荒，会使草原面积减少，不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措施．故不符合题意．

B、引入食草动物，可能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不利于保护草原生态系统．故不符合题意．

C、保护植被，适度放牧，发展草原事业，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措施．故符合题意．

D、狩猎会减少生物，扩大放牧，会破坏草原，使草原面积减少，不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措施．故不符合题意．

6. 草原文化与旅游

乌兰察布的文化旅游标志就是夏季，人们统称的避暑山庄。还有就是最近比较火的火山口，经常路过看见一些人穿着太空服在火山口拍照，现在也成了人们必打卡的网红之地，当然这里也是夏季比较好看。

还有就是黄花沟的大草原，骑马，林胡古寨，四子王旗的蒙古包，等等

7. 草原物质文化

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尤其是河套地区处于南部古中国农业文明和北方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突厥以及蒙古游牧民族的交替统治之下。严格说来内蒙古东部隶属于满洲，当地历史叙事中更多注重于不同部落间的交替而不是游牧文明与中华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

周朝时期，内蒙古中西部（河套以及周围地区）由楼烦、林胡,狄族等游牧民族居住，东部地区居住着东胡族。战国时期，赵武灵王（340-295）以如今河北省和山西省为据点，对此地区奉行扩张政策。灭狄族中山国（如今河北省）之后，赵武灵王击败林胡以及楼烦二族，设云中郡，与近代意义上的呼和浩特相临。赵武灵王还修筑长城，绵延至河套地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始皇派蒙田逐匈奴驱出该地区，后并入赵国原有的长城，形成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始皇保留当地两大郡：九原郡以及云中郡，并迁入三万户人以巩固该地区。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这些举措被废。

西汉时期，公元前127年，武帝派卫青大将军再次北驱匈奴以取得河套地区。之后，武帝继续实行在河套地区建居住地的政策，以抵御匈奴。同年，武帝在河套地区设立朔方郡、武原郡。如今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在当时由鲜卑控制，后期鲜卑在力量以及影响上都令匈奴黯然失色。

东汉时期（25-220AD），曾降于汉朝的匈奴开始在河套地区定居，并在当地与汉族移民相互来往。西晋时期，匈奴贵族刘渊在该地区建立汉赵帝国，由此开启了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在汉族政权与其他政权（包括匈奴以及鲜卑）的交替中逐渐衰落。

隋朝（581-618）以及唐朝（618-907）时期，中央集权国家再次建立。当朝皇帝仿效前人所为，征服了河套地区，并迁入人口。不过，唐朝国力衰弱后，这些举措也再次宣告失败。河套（以及如今的内蒙古其他地区）当时由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国（辽代）统治，该民族是发源于如今满洲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契丹之后，唐古特族建立西夏，西夏控制了如今的内蒙古西部（包括河套西部地区）。契丹后被女真族取代，女真族是今满洲人的祖先，女真族在满洲以及中国北部建立了金朝。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部落，建立了蒙古国。公元1227年，唐古特族建立的西夏最终被其征服。1234年，女真金朝被灭。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忽必烈的夏都元上都（aka Xanadu）临近当今的多伦淖尔。当时，汪古部和弘吉剌部统治着内蒙古地区。1368年，元朝被汉族领导的明朝驱逐之后，明朝在如今的位置重建万里长里。重修工程大致沿着当代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边界（不过在河北-内蒙边界显著偏离）。明朝设三卫，主要是由降服明朝的蒙古首领组成。1450年土木堡事变之后，蒙古人从蒙古北部大量涌至蒙古南部。直至1635年，内蒙古为北元朝的中心。

艺术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的北部边疆，西北地区与蒙古国和俄罗斯相邻，总面积约为118万平方公里，简称“蒙”，省会是呼和浩特市，民族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主。内蒙古的全境都是以高原为主，大多数的地区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通称为内蒙古高原。在中国春秋战国以前，现在的内蒙古地区主要是一些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以及东胡人在此过着游牧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的燕国、赵国以及秦国的领土已经拓展到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后来中原的华夏民族便逐渐开始迁移到内蒙古南部地区定居。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至今仍保持着很多传统的习惯。蒙古人喜欢住在蒙古包，在迎送客人或是交往中有着献哈达的礼节，往往还会伴随着吟唱和祝词，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可以精确的概括为“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炒米、奶茶、手扒肉，请你吃个够。”这首祝酒歌。

【传统民俗】

那达慕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形式，更是一种充满了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现今的锡林郭勒盟所举行的那达慕最具传统代表性。“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是“娱乐、游戏”的意思，用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那达慕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四，羊肥马壮和草绿花红的日子开始，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那达慕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据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所载，那达慕最早起源于蒙古汗国建立的初期，在公元1206年，当时的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为了检阅自己的部队，以及对草场进行维护以及分配，每年七八月间都会将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起来，为了表示团结友谊和庆祝丰收，都要举行那达慕。那达慕在元朝时已经在蒙古草原地区开展得十分广泛，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军事体育项目。此俗每年蒙古族人民都会举行并且一直沿习至今。

【传统技艺】

“搏克”是蒙古语，有着结实的意思，被意为摔跤，是蒙古族的“男儿三艺”之一，属于蒙古族的传统体育项目。搏克发展至今已有约两千年的历史，早在西汉初期便开始流行，元朝时开展最为广泛，到清代时在草原上已经广为流传。搏克的历史发展和规则大致可分为“最野蛮、野蛮、文明、现代文明”四个演变的阶段。搏克运动有着古朴而庄重的比赛形式，都会在激情悠扬的“乌日亚”赞歌声中开始，比赛的场地没有特殊要求，一块平坦的草地或是土质地面就可以了。选手们均身着特制的“卓得戈”，挥舞着壮实的手臂，跳着模仿狮子、鹿、鹰等动物形态的舞步入场。比赛的规则更是简单明了，没有时间限制，参赛者也不分体重，只要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即为负。

【传统舞蹈】

安代舞有着“蒙古族舞蹈活化石”的美誉，是主要流行于内蒙古通辽市四周地区的一种传统的民间舞蹈。据相关历史的考证，安代舞最早起源于库伦旗地区，大约于明末清初时期形成。清朝中期的时候，由于当时草原涌入大量各地闯关东的移民，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逐渐融合便形成了库伦蒙古族文化，进而孕育出有着广泛群众性的安代舞。安代舞通常会在节庆或是闲暇的时候进行，由一人领唱众人相合，成群的人们载歌载舞。安代舞不分男女老少均可以入场欢跳，也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只要根据音乐的节奏与领唱的歌手相应和即可。在安代舞发展的几百年来，以其浓郁的“民间本色”和“癫狂之舞”的特性而受到蒙古族人民的爱戴，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今内蒙古地区，在蒙古族的宗教仪礼以及“那达慕”盛会上最受欢迎的“狂欢之舞”。

【传统音乐】

马头琴在蒙古族的音乐文化中起着代表作用，不论它的造型和制作材料，还是其音色音质或者音乐表现风格及演奏方法，都体现出蒙古人的性格特点，影射出蒙古族世代的游牧生活。蒙古族马头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蒙古族形成的时候，马头琴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可以这样说，马头琴与蒙古族一起从草原和历史中发展走来，并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马头琴不仅出现在正式和隆重的场合，也会在传统民间的婚典仪典以及亲友聚会等日常活动中演奏，社会以及民俗传统基础十分浓厚。在蒙古族文化中，马头琴极受尊崇，是蒙古族文化中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在2006年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戏曲】

乌力格尔是一种集蒙古说唱艺术之大成的曲艺形式，蒙语意为“说书”，民间称为“蒙古书”、“蒙古说书”或是“蒙古琴书”，其主要流传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以及相邻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蒙古族聚集的地区。乌力格尔主要有两种表演形式，一种是口头说唱但没有乐器伴奏，被称为“雅巴干乌力格尔”，另外一种便为有乐器伴奏的。在乐器伴奏中使用马头琴伴奏的乌力格尔被称为“潮仁乌力格尔”，而采用四胡伴奏的乌力格尔被称为“胡仁乌力格尔”。乌力格尔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成吉思汗时代便出现了这种艺术形式，起初表演的题材大多为神话故事，后逐渐丰富。乌力格尔对于广大的蒙古族人民众来说，已经不仅是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更是他们用以学习知识以及培育精神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因此乌力格尔在蒙古人的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环境

内蒙古属半干湿的中温带季风气候，东部为半湿润地带，西部为半干旱地带。最主要的特点是昼夜温差较大，一般可达10度左右，所以到这里旅游要多带衣服。内蒙古的灾害性天气有春旱和冬季暴风雪。

内蒙古从东至西可分作两大气候区：草原气候区，从东端呼伦贝尔草原至阴山河套平原一带，冬季冰天雪地，历达半年之久，平均气温为摄氏零下28°c左右。夏、春、秋几乎相连，五月至九月气候温和，是旅游草原最佳季节。沙漠气候区，从阴山以西阿拉善沙漠高原至巴丹吉林沙漠，春日（四月中至五月底）多风暴，夏日酷热，冬日奇寒，只有秋季（八月中至九月底，约40天）气候温和，是涉足沙漠最佳季节。

内蒙古节日

节庆名称：春节

活动特色：蒙古族过春节叫“白日”，这是因为蒙古族崇拜蓝色和白色的缘故。蓝色代表蒙古族，在元代，成吉思汗的宫殿是白色的，史称“八白室”，而蒙古族的毡子也是白色的，所以春节也叫“白日”。

活动地点：内蒙古

节庆日期：农历年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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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名称：那达慕大会

活动特色：最初带有宗教色彩，意在通过祭“敖包”，祈求吉祥幸福，同时也举办一些体育活动，后来演变成那达慕大会。

活动地点：内蒙古牧区

节庆日期：每年七、八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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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名称：阿尔山冰雪节

活动特色：隆冬时节，北国雪城阿尔山，雪原广阔无垠，冰川雄奇壮丽，温泉云雾蒸腾，雾凇莹透妖娆，宛如银装素裹童话般的冰雪世界。素有神泉雪城之乡的阿尔山，把一道道精心烹制的冰雪大餐呈现在人们面前。

活动地点：阿尔山

节庆日期：每年1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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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名称：马奶节

活动特色：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牧民们为了祝愿健康、幸福、吉祥，人畜兴旺，所以以洁白的马奶来命名这一节日。

活动地点：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一带

节庆日期：每年的农历八月末

内蒙古当地特色

蒙古包：蒙古包一词来自于满族人对蒙古族住所的称呼，是游牧生活的产物。

献哈达：哈达以白布帛或丝绸为主，长短不一，一段约一尺二寸至一尺五寸长，两端有丝脱出，约半寸许，其长短均视被交者和场合而定。献哈达是蒙古族迎送客人、馈赠礼品、年节交往中的礼节，有时还伴随吟唱和祝词，更染敬重的气氛。

安代舞：安代流行内蒙古，起源于库伦旗。传统安代以唱为主，伴以舞蹈动作，是科尔沁“博”治病的一种方式，带有迷信色彩。1949年以后，逐渐变为自娱性民间舞蹈，经过不断完善与发展，由民间进入剧场，成为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式。

鄂尔多斯婚礼：流传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蒙古族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扬的歌舞形式和热烈隆重的场面，表达了勤劳、勇敢、智慧的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情追求和粗犷、豪爽、善良的性格。因此，鄂尔多斯婚礼广为传颂，驰名中外，它的许多健康的内容，优美的情节，至今还保留着，沿用着。

8. 草原文化与生态文明

游牧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基本元素

游牧文明是人类文明发生的原点，在中国以伏羲时代为表征。伏羲氏初现于华夏民族的传说中，实际代表了人类文明发生的普遍规律。

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有两项气候事件对人类文明引发重大影响。一是气候长期处于暖湿阶段，有利于草木生长，动物繁衍，人类也处于相对适宜的生存环境；二是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初期，包括我国在内，发生了全球性洪水灾害。

9. 草原文化价值

一、建立汉字起源假说的原则和依据

　　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是越远古越缓慢，人类经过漫长的蒙昧野蛮时期，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现今史学界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因此，我们从一般逻辑判断，一种文字总是在蒙昧通向文明的转折点上诞生，这应当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发生都在大河流域，因为，水源和动植物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态条件。中国的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它是独立发展的。汉字──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独立产生的，它和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汉字和这些古老的文字一样，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而它与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有的停止使用而丧失了生命力，有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唯有汉字，没有停顿地被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汉字发展的历史没有中断，那么，我们沿着它踏出的足迹向上追溯它的起源，应当是可能的。但是，现存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产生在殷商时代，距今大约有三千四百年的历史。它已是一种有着比较严密体系的文字。小屯的殷墟文化，仅从它相当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铜器、陶器、玉器上的艺术纹饰看，便可以确定它已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以有人说，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了白胡子。近年来，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刻在骨笄、兽牙和兽骨上的刻符，据说已经清理出单体文字十多个。这一文化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有人把这些刻符也称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推前了一千多年。但是，从汉字学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制的专称，在没有证实长安刻符与殷墟文字的历史源渊关系时，我们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号都称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挂在一起。

　　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恐怕不会处在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路口。汉字在进入甲骨文之前，必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程。但是，沿着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证实汉字历史面貌的文物与文献还不够系统和充分，因此，对汉字的起源，只能以不连贯的历史证据和依照发展逻辑的推测为基础，建立科学的假说。

　　建立关于汉字起源的假说，首先应当弄清，原始汉字处于什么状态就算已经产生了。考古学家们认为，只要发现了一种有标示作用的符号，就可以确定为汉字起源的初阶。文字学家们认为，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原始的标记符号必须脱离了任意绘形、任意理解的阶段，产生了一批具有约定的意义、可以记录语言中的词──也就是有了固定读音──的单字，并且可以开始进行字料的积累的时候，才能算已经产生了。要达到这个状态，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产组织进一步严密，居住点与政治中心确立，继承法定，才使口语的局限变得日益突出，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是文字发展本身的条件。文字正式产生以前，必须有一批可以书写、可以传递的图画或符号，可以用来演变为字符，有了这些可以称作“前文字现象”的材料为基础，才有创造文字的可能。我们综合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看法，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时，取一个时间上线与下线的幅度。这个幅度或许会有一两千年，但这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仍然是十分短暂的。

　　汉字究竟何时起源？起源时的情况如何？我们是根据以下四种材料来进行推断的：

　　㈠、根据世界文字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断；

　　㈡、参考对历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话传说；

　　㈢、根据仅有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书面文献记载；

　　㈣、根据已经发掘出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

二、世界文字产生时的一般状况

　　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异地的交往扩大，异时的记忆量增多，口头语言的局限急待克服，这时，首先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是具有记号性质的实物。结绳和契刻这两种记事方法几乎遍及各大陆。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至于刻契，主要用于战争和交换，在超越空间限制传递信息上，功能大于结绳，但记事的功能更弱，历史的普遍性也较差。不过，以齿记数的作法，对文字的产生也会有启发，作为前文字的一种现象，也是可信的。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在四十多年之前还一直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但这些方式只能是对自身记忆或双方默契的提示，对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不加有声语言的解释，便不具交流思想与交际的性质。有些实物经约定后可以作为固定意义的信号。例如，中国古代的虎符，必须契合才有传递命令的作用。《孟子》记载，依照周礼，召唤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唤，虞人可以不去。这些，都是原始人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军事、政治上的残留。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传达极为单一的意义。

　　一种可以用于较大范围又能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与发出信息的人想到的是同样的事物和内容。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唯有写实性图画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写实性图画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具有独立的说明性，而且，不同的图画所具有的区别性，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区分。所以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而用图画来传递信息，开始时有些近似绘画艺术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绘形越细致，给予对方的信息量越大也越准确，越能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

　　可以看出，它是用以传递信息的图画，并没有获得文字的资格。因为它是凭着完全写实的图形，使收信者从直观上理解写信者的意思的。经过信息传递的多次重复，使某一绘形与某一意义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形意关系带有了约定性，这才有了图画文字的性质。图画文字具有的形意关系，不是与语言对应的，而是超语言的。也就是说，这些符号可识而不可读。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单位，选择不同的词句去指称它的意义。例如，商代的铜器上，常常有一些图像，是作为征伐的标志的。只要看到这种众人聚在旗下的形象，就可知这一铜器与征伐有关。但它并没有与哪句话或哪个词固定地建立起关系。因此，它还属于文字画或图画文字的性质。

　　图画文字发展为早期象形文字，最主要的变化，在于它直接成为语言的符号，变得可识可读。另外，它的总体的直观性经过分析，变为一形即一词。这时，完全写实的绘形就演变为象征的或局部替代的，只要所绘与所指保持理据，能使人识别就可以了。北美印地安人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象征性图像。它已摆脱了写实，析为了单图，只是尚未与词对应，有意而无音。因此，它可以看作由图画文字向早期象形文字过渡的一种形态。

　　1－生命神话中有角的蛇；2－死亡头朝下的动物或人；3－幸福、成功龟；4－灵巧双翼代替两手的人；5－战争带箭的弓；6－和平插着羽毛的和解烟斗；7－讲和人吸和解烟斗；8－友谊联在一起的手；9－爱情联在一起的心；10－注意、听两耳边有波形线的头；11－危险两条蛇；12－保卫狗；13－祈祷举手朝向天及诸神。

　　在图画文字发展为象形文字的过程中，原始的花纹图案也是远古时代约定符号的来源之一。在花纹图案中，某些表义成分常常转化为图画字，然后又转化为表词字。在东欧草原地带发掘的公元前二十世纪末至前十世纪初期木椁文化的陶器，上面有许多象征性的花纹图案，例如圆圈象征太阳，波形线象征水，十字形象征四面八方……它们与以后产生的文字常常有渊源关系。

三、有关汉字起源的记载和传说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汉字起源的文献记载，最早来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传说，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但是，神话与传说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历史现实的折射反映。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旧说，并不都是无稽之谈，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传。尽管这些传说并非汉字起源历史面貌的详尽写实，但是，它们对推断汉字起源前后的状况和推断汉字起源的大体时间，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大体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前文字时期的传说，另一类是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原始汉字发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汉字向成熟的文字体系过渡时的一些历史状况。在这些传说中，结绳说与仓颉造字说最值得我们注意。

　　汉字产生以前，中国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结绳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结绳记事的说法首见《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　。”《庄子?　箧篇》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根据这两个说法，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至于结绳这种记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与发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脑子里，只有在记忆所能达到的时间和准确度之内，才是可能的。但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标志来提示它。人们在相互约定某一事情后，也需要有一种客观凭据以便长期遵行。前者是记录某种思想内容，后者是记录某种交往内容，使这些内容超越时间的限制，这正是激发人类发明文字的动因。也就是说，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了。结绳的可区别性很低，只能用结大结小来标记大事小事，像秘鲁土人用不同颜色的绳并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结绳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后来又用于约誓之事，能够“各执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种约定的内容；原始社会的人群活动范围还不很大，对记事符号的交际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语言的时间限制比突破空间限制更迫切一些，结绳作为一种视觉的记事符号，在记事的数量和明确性上虽然极为寥寥，但它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从结绳到文字，虽然发展了几千年，但在性质上，距离已不很遥远。结绳说既有后代民俗作为确证，又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时间错乱的“八卦”说，虚玄的“河图洛书”说，是不可能与结绳说同日而语的。

　　在有关创造汉字的传说中，仓颉造字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传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荀子》、《韩非子》也有关于仓颉造字之说。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淮南子?本经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称作《仓颉篇》。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　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文心雕龙?练字》沿袭许慎的说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的名句。

　　对于仓颉造字说，过去的历史学家们着眼于考证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年代。由于确凿史料的缺乏，很难得出结论。而在我们看来，仓颉造字说的可取之处，主要在于它说出了汉字起源的一些道理，许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这种传说把结绳与仓颉造字衔接起来，认为在“庶业其繁”以后，结绳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人们必须探索新的方式，创造更多的相互区别的符号，来记录更多的信息。在“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人们从鸟兽蹄　之迹得到了“依类象形”、“分理别异”的启示，逐渐创造了文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其次，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首先是政事往来的需要。所以，汉字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应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巫史。史与文字的关系，也可从汉字构形中得到证实：

　　甲骨文“史”作　　　　，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大盂鼎》的“　事”御事,卜辞称“　史”,是殷周治事之官。卜辞中“贞史”是“问事”，“史贞”是“事问”。正见“史”、“事”是一字。“史”字从“中”,“又”是手,以手执中正是史官的形象。“中”是簿书、典册。《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是讲　祀时烧柴，置玉帛于其上，同时也连文册一起烧掉。“中”是文册。《周礼?秋官?小司寇》:“岁终,则会群士计狱、毙、讼登中于天。”“登中于天”就是写在天府的登记册上，“中”即“册”。《周礼?春官?天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众注：“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所以，“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他们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的人。

　　仓颉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对群众自发产生的字符加以规整。《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对“壹”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释作“专一”，把《荀子》这句话理解成：“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中由于用心专一而最有成就的一个”。又有人以“壹”为“同一”、“统一”，认为《荀子》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仓颉整理过文字。其实，《荀子?解蔽篇》所说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壹”与“两”相对，不受邪说的蒙蔽叫作“壹”。荀子认为，后稷之于稼，夔之于乐，舜之于义，和仓颉之于书一样，都是因为专门从事某方面的工作，从而掌握了正确的规律，才能独传。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了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在汉字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了独特的作用。可以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仓颉”出现的时代，应在原始汉字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阶段，也就是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说他在神农氏之后的黄帝时代，是因为黄帝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至于具体的时间，是不足为据的。

四、有关汉字起源的考古资料

　　传说毕竟不是确凿的史料，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纪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划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县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划记号，用意不清。

　　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划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　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遗址，发掘出精美的彩陶，它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至前4500年。彩陶在中原地区到龙山文化时期便衰退了，但却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得到了发展。马家窑文化与半山马厂文化约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都有图案华丽的彩陶。彩陶上的花纹一般认为是装饰性的美术图案。近两年来，有人对庙底沟彩陶纹中的鱼形纹发生了兴趣，认为它是带有表意性的由鱼文化遗存的符号。甲骨、金文中有些字很像是由鱼纹演变来的

　　一说，甲骨文、金文的“明”字，也是鱼头纹演变来的：

　　旧石器时代人们以渔猎为生，而鱼对黄河、长江流域以及滨海原始居民的生活，更有特殊作用。新石器早期的鱼形纹与后来文字的关系，确有不容忽视的一面。

五、关于汉字起源时代的推测

　　由图画传递信息到产生图画文字，再由图画文字和花纹图案的表义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以至记词符号，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是文字起源的过程。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古老文字的这个过程，大约始于新石器时代而止于有史时期的开始。从所获得的资料看，汉字的产生就其上下限而言，也正是在此时期内。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没有看到作为汉字前身的用图画传递的信息和图画文字，因此，汉字起源的上限难以从实际上确定下来。现在能够提出的根据，最远的只有公元前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纹，以及时间与此相近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它们的时代，都在新石器时期的中期，可以暂时把这一时期作为汉字起源的上限。从理论上说，汉字起源的上限也许比这还要早些，那要等发现新的考古证明时再向上推移了。至于汉字起源的下限，我们可以从小屯殷墟甲骨文往上推测。当图画文字与陶器花纹中的表意图案演变为记词字符，汉字由零散的、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成为一种文字体系。这一过程，如果跟记词字符产生的那段过程相比，应当是短一些。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和政治的发展都越来越迅速，更因为起源阶段具有多元性由于部落不同，可能有多种原始文字存在、自发性、群众性的特点，而初期发展阶段却是在少数集中使用汉字的人手中，自觉进行的。小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够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这个体系形成的开端应当在夏商之际。《尚书?多士》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的话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就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从古史文献也可以看出，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那么，汉字字符开始积累的年代，似可估计为夏初，也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原始汉字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产生，到它发展成初步的文字体系，大约经历了近2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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